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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招标投标法》和《采购法》的关系
2000年1月和2003年1月，《招标投标法》和《采购法》相继在我国施行。作为规范我国公共领域采购的两部主要法律，《招标投标法》和《采购法》在深化市场化改革和规范公共采购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每年公共采购的市场规模大约在20万亿元以上，80%以上的企业都在参与公共采购竞争。实践中，两部法律既有分工，又有交叉，也有因两部法律的关系处理而产生冲突甚至诉诸公堂的情况。
关于两部法律的关系问题，从法律起草起就一直争论至今，近年来更是有一些学者呼吁两法合一。当前正值《招标投标法》和《采购法》修订的关键时期，笔者作为两部法律的起草人之一，拟从两法设立初衷和国际采购法立法经验等方面入手，结合我国的经济结构特点，谈谈对两部法律之间关系的理解与思考。
一、两法的立法初衷和所在领域不同
《招标投标法》的初立法动议是为了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腐败问题，即解决投融资领域的反腐败和公平竞争问题。时任副在给国家发展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前身）关于《招标投标法（草案）》的批示文件中指出，“招标投标制度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正说明了《招标投标法》的立法初衷主要是为了解决投资效益及投融资监管的问题。
而采购制度的本质是部门公共支出管理的重要手段。（国办发〔1999〕51号）指出，推行采购制度是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机构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其核心功能是要加强机关经费和国有资产管理。
不难看出，《招标投标法》和《采购法》两部法律的出发点不一样，领域不一样，主管机构也不一样。根据《采购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各级人民财政部门是采购的主管机构，依法履行对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招标投标的主管机构则按照《办公厅印发有关部门实施招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号），由国家发展改革综合管理并会同各部委协同管理。
二、两法的适用主体不同
《招标投标法》主要适用平等主体之间的采购活动，招标人和投标人大部分开展的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采购，所以《招标投标法》是一种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关系。
而《采购法》中采购的采购主体一方为或与相关的事业单位，投标人则主要是企业，是一种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适用行政法律规范。
三、两法的盈利性质不同
采购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职能和公共利益所进行的物品、工程及服务采购，采购的管理者没有盈利的动机。与之不同的是，招标投标作为投融资改革的重要抓手之一，出于对投资效益的考虑，其必然存在盈利性。
简单来说，招标投标活动是为节约企业成本、提升企业利润而开展的采购活动。在目前的采购实践中，为完成采购交易所产生的费用如标书费、代理费大多由承担，投标人不需要缴纳。但在《招标投标法》规范的活动中，交易程序并不是免费的，如标书费、代理费等均要由合同约定收取。有些地方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还针对采购和招标投标制订了统一的管理规则，于是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问题。如在交易过程中的收费问题以及管理体制问题等。
综上不难看出，《采购法》适用的采购活动是非盈利性的，而《招标投标法》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是盈利性的。
四、两法的管理体制不同
《采购法》第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财政部门是负责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故采购的主管机构是各级财政部门。
《招标投标法》的管理体系与之不同，它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由多部门参加的协调管理机制，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因为招标投标活动广泛存在于各行政部门管理的领域间，需要多部门协作管理、共同推动。多年来形成的招标投标多部委协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出多门、政策相互打架的问题，实践也证明了单一部门对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招标投标工作实施有效管理的能力是有限的。而采购的范围相对比较明确，管理体制也比较清晰。
不难看出，目前两法在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主要是部门间的协同问题。
五、两法的政策导向不同
从的采购立法经验来看，采购是干预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政策性的采购活动。采购作为在总量调控方面的意图体现和重要手段，其目的更侧重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协调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保护国内产业、通过与财政税收及信贷政策的配合使用扶植并保护中小企业和少数民族的利益，这也是各国采购制度普遍遵循的准则。
与之相比较，招标投标强调在招标投标程序中贯彻充分竞争的原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体现的是一般性的公平交易规则。
六、采购与招标投标的资金来源性质不同
资金来源的不同决定了采购与招标投标在采购管理、采购主体责任及监管要求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采购资金来源于由纳税人的税收收入形成的公共资金，纳税人有获知公共资金用途及使用效率的权利，因此透明度是采购的灵魂所在。受《招标投标法》约束的招标采购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大部分来自企业，更加强调经济性和资金使用效率。
七、采购与招标投标的市场开放原则不同
《采购法》是各国开放本国采购市场的基本依据。采购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规则之外，采购市场的开放受各国间多边及双边协议的影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关贸总协定中并不包含采购市场，这部分的开放由《采购协议》（GPA）规定。我国已就采购市场开放问题与GPA成员进行了多轮谈判，而国内的《采购法》是开放采购的重要依据。在我国采购立法时对这个问题就已基本达成了共识，所以现行的《采购法》的调整范围主要是围绕为完成其行政职能而产生的采购活动。
而招标投标作为一般性的交易规范并不受上述原则的制约，外国供应商只要符合招标采购项目公示的资格条件，即可参与我国的招标投标活动。
八、两法规范的市场主体不同
《招标投标法》是规范的多元主体之间的法律规范，涉及宏观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近年来，国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招标投标制度的完善成为重要抓手，如2021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的通知》（发改法规〔2021〕240号），要求各部门和各地方进一步清理招标投标的部门和地方法规，实现平等准入、公正监管、有序开放、诚信守法，形成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因为《招标投标法》涉及面广、金额大，众多企业主要通过参加招标投标活动参与市场竞争，通过招标获得的市场份额占据了大部分企业合同额的70%以上。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制度，招标投标制度不但关系着国家公共市场的构建，也对优化营商环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采购法》主要规范为完成其行政职能而产生的采购活动，规范的主体相对比较单一，只是公共市场的一部分，其每年的采购额比《招标投标法》规范的市场采购额要小很多。
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国家只应该有《采购法》，建议我国将《招标投标法》体制与《采购法》体制合二为一，将公共工程项目纳入采购范畴。在我国加入GPA的进程中，要求中国合并两法的声音在国际学者中时有出现。在引用国际招标投标规则时，无论是欧盟的采购指令，还是世界贸易组织的GPA，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采购立法，其出发点都是为开放国内采购市场而制定。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招投投标制度主要存在于采购制度框架内，非采购活动无须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在我国经济结构体制下，投资领域主要是靠和国有企业拉动，若没有相关的约束制度，大量的交易活动将无法可依。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将现有的招标投标并入采购体系内，通过《采购法》统一规范所有财政资金和国有资金的采购活动，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违背了采购的界定。前文已有所提及，《招标投标法》和《采购法》两部法律在采购诉求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如果一概而论，必然会造成采购活动的混乱。特别是中国加入GPA后会直接引用国内法，若两法目前急于简单合并为《采购法》，其国内规范的采购市场将在没有系统准备的情况下，就实施大规模被动无序开放，这显然不是我国在多年GPA谈判中所期望达到的结果。我国招标采购市场和采购市场规模，国外学者呼吁将二者合并，并在双边及多边贸易框架内进一步开放市场，站在其立场和角度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作为国内学者，如果不结合现有国情而盲目地追求与国际采购规则完全接轨，显然并不合适。从201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采购市场规模约为3万亿元，而招标投标市场规模高达20万亿元，两者显然不是一个规模等级。在市场开放的问题上，我们要有大局意识和长远眼光，要结合中国发展实际以及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做好充分的政策评估。
关于两法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冲突（通常在程序规范上没有冲突），实质上是主管监督机关间的冲突，主要是在采购工程招标领域。《采购法》规定，采购工程招标适用《招标投标法》，但由于主管机构和监督体系不一致，导致有些招标人为了规避有效监管会有选择性地使用法律，从而给监管部门造成麻烦和困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建立财政部门和发展改革部门的协同机制、进一步健全采购工程招标管理体系来加以解决。
综上，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下，特别是在国家提出双循环战略、国内循环举足轻重的新形势下，规范和完善国内招标投标活动、推动招标采购发展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招标投标法》和《采购法》不具有相互替代性，不宜合二为一。
村委招标，3家单位报价只有中标人提供比选文件，被巡察组发现
不久前，四川省彭州市委巡察组进驻濛阳街道，对辖区各村（社区）开展延伸巡察。在查阅白土河村2018年村级实施项目建设台账时，一套《施工比选文件》引起了巡察人员的注意。
巡察人员经比对发现文件资料与会议记录不相符，整套文件中只有一家单位的比选资料，但白土河村议事会议记录上却有三家单位的报价，后中标的单位也恰巧是有比选资料的单位。
“是只有一家单位参与比选，还是另外两家单位的比选资料没有归档？”巡察组带着疑问，随即找来该村时任党委书记龚元华核实了解。
“村里实施的项目一般是怎样确定施工方的？”巡察组工作人员先从外围发问。
“我们都是通过村上开议事会比选确定施工方的，大家说找哪个修就哪个修，都由老百姓说了算。”龚元华底气十足地回答。
“那你看看这项比选，为什么议事会记录了3家单位报价，但只有1家单位的比选资料。”巡察组组长把议事会记录和比选文档出示在龚元华面前进一步追问。
面对前后不一的资料，龚元华涨红了脸吞吞吐吐地说：“可能是村里做资料的没把其他两家单位的资料放进去吧……”
“为什么中标单位的资料是的，没有中标的两家单位恰好什么资料都没有？”巡察组工作人员反问道。
“有啥话要实话实说。”龚元华显得局促不安，便保持沉默、不再说话，巡察组工作人员进一步说道。
“我如实向组织交代。”龚元华自知无法自圆其说，就向巡察组工作人员道出了真相：“这个修垃圾房项目因为当时迟迟没有确定位置而延误了工期，就没有通过议事会集体议定，直接找了一家单位来修。我们制作虚假比选资料通过了第三方审计，想不到被你们发现了……”
巡察组随后将问题线索转交给街道纪工委进行核实，纪工委调查人员通过与该村主任杨某某、文书阳某进行谈话和调取相关书证材料等方式，证实了龚元华的违纪行为。终，龚元华因未正确履行职责被濛阳街道党工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村主任杨某某、村文书阳某等人受到提醒谈话处理。
案件查处后，濛阳街道纪工委以案为鉴召开专题警示教育大会，开展村级工程项目建设专项整治。彭州市纪委监委结合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对近年来查处的村级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进行分析，出台加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工作办法，引导村级党组织书记廉洁用权，防止“一肩挑”变“一言堂”。
发挥招标制度性 助力“揭榜挂帅”落地实施
“揭榜挂帅”突破纵向委托式科研资助方式，是实现公共创新、开放创新和用户创新的主流机制。将招标制度内嵌于“揭榜挂帅”中，有利于发挥招标择优的性，更好促进科研创新市场竞争。特别是近年来的招投标制度改革，从侧重招标程序管理向前端需求管理和后端合同管理延伸，形成了全链条招标管理制度，更有助于“揭榜挂帅”的实施。对此，可从加强需求论证、优化招标过程和强化合同管理三方面完善招标制度。
加强需求论证，凝练科学需求
“揭榜挂帅”项目的需求管理即形成“榜单”并对“帅”提出要求的过程。梳理我国一些地方的做法，需求管理一般包含需求征集、论证遴选两个环节。当前，需求征集大多由部门组织，采用自行申报、定向征集、接受区域统一推荐等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技术需求，技术攻关类项目一般面向、骨干企业征集，成果转化类项目一般面向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征集。论证遴选是由部门组织对所征集需求项目进行论证、筛选，通过形式审查、同行评议、现场考察等方式确定关键核心技术的名称、研发任务和技术指标，形成选题需求后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张榜公告。
在“揭榜挂帅”制度下，完善招标制度的需求管理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采购需求制定应从主导向引导、企业主导转变。《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采购人负责对采购需求的确定，采购人承担主体责任，由化机构提供化服务。实践中，采购人因相关知识储备不足，往往通过网络和供应商提供等方式汇集一套采购需求，甚至单一地将采购需求交由代理机构完成，导致科研团队所承接的项目需求与“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和产业发展脱轨，加剧了科研团体的封闭垄断式创新。而在“揭榜挂帅”制度下，可更好发挥科技资源配置的平台组织作用，实现科研团队与企业发展技术壁垒之间的对接，实现产学研融合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第二，从、全过程、多主体进行需求论证，全面协同总结出影响科技发展、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从论证内容看，当前的政策制度规定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结合预算编制、相关可行性论证和需求调研情况对采购需求进行论证。“揭榜挂帅”制度下，面对核心技术难题，更应组织全面、充分论证。论证的内容除了各省市“揭榜挂帅”需求征集文件中所规定的技术指标参数、时限要求、产权归属、资金投入预测、是否有出资承诺等基本内容外，还应包括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实用性以及技术实力和研究基础等内容。在论证创新内容方面，可借鉴世界银行确定采购需求的系统性分析方式，通过明确项目发展目标，分析项目实施的内外部环境，如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法治和生态等内外部环境影响因素，明确反映创新需求的状态和趋势，并预判项目风险，如技术风险、资金风险等，有效甄别项目缺陷的性质和修补的必要性。也可借鉴泰州市的科技积分管理制，从创新平台、创新人才、创新活动、创新成果和扣分项五个方面企业创新与短板，从而实现动态调整的科学论证，更地把握企业需求。从论证过程看，要充分发挥评审作用，将作用前移，面向企业发展需求和科技，认真研究分析、准确评判技术，严格控制立项风险，从性、客观性、合理性角度排查各项条款。从论证结果看，可借鉴合肥市、长沙市和顺德市的经验，从“补链强链”入手，通过担任“链主”、领导班子挂职“链长”等制度，提升企业与部门的协同性，使与部门能够及时沟通需求，企业和部门实质上共同充分参与了产业发展核心问题的需求论证，提升了论证结果的实用性。总体上，通过提出论证、进行论证和论证结果的全过程把控，实现采购人、和多主体协同，共同总结科技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而对采购需求进行准确描述。
优化招标过程，有力支撑科研活动
“揭榜挂帅”项目的招标过程即对“帅”的筛选，是对接揭榜的过程。为更好地实现“揭榜挂帅”促进重大科研攻关项目落地的初衷，招标过程应尝试从以下方面予以改进。
，适当放宽揭榜者数量低限制。目前的招标流程缺乏灵活性，相关政策法规要求有效投标人数少于3家的应重新招标，两次招标都达不到3家及以上的，可转为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采购。由于能够解决关键技术难题的市场力量还有待培育，因此“揭榜挂帅”在现实条件中，极有可能存在揭榜者不足3家的情况，多次招标地影响了采购效率。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市场上缺乏关键技术的成熟提供者，科研项目招标前往往有意向投标人，有意向的招投标双方受制于投标人数量限制，往往会产生联系熟人、串标围标的情形。因此，可以适当放宽揭榜者数量限制，比如当只有两家投标者时招标程序仍然可以进行，新加坡招标采购就采取这样的做法。招标方对合格供应商数量都没有硬性限制，只要部门认为投标具有竞争力或反映了公平的市场价值，即使只有一家供应商投标，就可以不再重复招标或报价。
第二，尝试采用不设门槛的方式鼓励揭榜者进入招标过程。关键技术难题不同于标准化统一服务，其技术需求是多维度、多方面的，扩大投标团队的范围，可吸引更多具有核心攻坚能力的科研团队提供科研活动，在招标过程中，拥有不同技术优势的参与投标单位可以充分围绕核心技术解决方案进行讨论，有利于各个科研团队之间相互合作、优势互补，从而激发调动全国各层级科研团队的创新攻坚能力，推动实现开放式、民主化创新。
第三，改进评审制度，增强评审的“创新发现”功能。“揭榜挂帅”中招标的终目的是寻找有实力、有创新能力的“揭榜方”，这有赖于良好的评审制度设计。目前实践中，依赖于“评标库”的评审制度有着一定的劣势，的水平和评审态度不一，对“揭榜挂帅”招标中“技术创新性”很有可能识别不足。因此，一方面，要提升评审的性、客观性和合规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可利用大数据分析辅助评审，探索实行评审责任制，明确评审权责，让签订责任书并接受考核监督，也可探索建立科技评价库，及时完善更新机制、诚信记录、责任追究机制，并健全抽取、回避、保密制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基于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改革，应引入市场化、社会化的评标制度，打破只能从库中抽取的做法，吸引科技企业、创投机构、科研团队中更了解采购需求的参与评标；在评标过程中，关注科研人才与创新平台的评价，在创新能力和创新潜力方面充分评估，以利于科研项目运转中对科研需求的充分回应，其能够适应科技发展趋势。
强化合同管理，促成成果转化
“揭榜挂帅”项目的招标合同管理即揭榜成功后“挂帅出征”的管理过程，是对“帅”的监督和“论功行赏”。一方面，部门通过各项合规性和绩效性文件监督与考核揭榜者，另一方面，以各项优惠政策支撑激励揭榜者，将科研项目招标从程序导向型转变为结果导向型，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在“揭榜挂帅”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招标合同管理可从以下方面优化。
，采用符合核心技术开发实际需求的招标“结果导向”管理理念。传统科研项目管理采用了以控制成果为核心的静态化管理模式，通过进展审查、论文评定等制度对成果验收进行控制，对实际需求的把握和需求变化的反应不足，导致偏离核心技术开发的实际需求。在“放管服”以及科技体制一系列改革措施下，“揭榜挂帅”项目的实施，也应给予科研项目管理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将合同管理的关注点从“成果”转向“结果”。核心技术开发在化目标的下，以控制目标、不控制成果为核心，同时以“结果评价、注重过程、宽容失败”为引导，建立适应新时代科学研究发展的招标“结果导向”管理理念。例如，英国在鼓励创新的招标采购中，更多地关注产品和服务的预期结果，而不制定过于具体的技术规范，给予中标方更大的自由空间，促进创新性解决方案的提出。
第二，在合同履行中通过“优胜劣汰”大程度激发创新。由于科技研发的不确定性，在中标科研团队数量上可以尝试选多家，同时在合同条款上也约定分阶段实施合同，先对所有中标科研团队嫁接培育机制，在关键节点，在中标的科研团队之间进行横向对比式的过程管理，能者进入下一阶段，获得奖金激励，而针对弱者及时纠偏。这样的履约方式设定，一方面能够提升科技研发的“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使不同团队在合同履约中仍然能够互相竞争，更好地激发创新。
第三，形成“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的招标结果评价体系。在成果评价体系下，科研项目承担主体与管理主体的关系趋于静态化，实际中多表现为终成果的一次性评价。对招标全过程管理而言，成果产出、应用与转化均是过程的后续环节，因此都应纳入合同管理考核评价范围。而解决问题始终是“揭榜挂帅”的初衷，即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所以，在终的成果评价环节，在遵循揭榜任务和预期目标的基础之上，同样要以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成效为基本评价标准，同时将科技成果的有效应用与转化加入评价体系，形成合同履约的全面评价。在成果评价环节，除技术外，还应邀请来自产业、法律、金融和用户等领域的人员参与评价，全面评估科技成果的科技价值、应用价值与市场价值。
揭秘软件服务招投标江湖，这里高的成单金额有99.6亿
软件服务行业形成至今，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产业规模增长强劲。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存在着一个低调的交易领域，却占据了软件服务行业的交易体量。这个领域即招投标江湖。根据工信部新数据，2020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超4万家，软件业务收入达到了81616亿元。经百炼智能渠道宝测算，这其中通过招投标交易的项目总金额有2.82万亿元之多，高的标的物金额甚至达到了99.6亿元。
在招投标江湖，目前存在哪些软件服务业的隐形霸主？初入江湖的软件服务商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我们一起来揭秘。
招投标江湖之大超乎想象
自国家颁布《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以来，企业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采购软件服务变成一种常态。2020年，全国招标项目总量接近80万，较2019年增加了10万余个，全国有这类需求的招标单位超过12万家。
庞大的市场体量，让招投标江湖成为各软件服务厂商的必争之地。渠道宝数据显示，2019年-2020年间，活跃在招投标江湖中的软件服务企业超过23万家，并且每年都一些新晋企业崭露头角，那些在江湖边缘的企业也从未放弃杀出重围。2020年中标软件服务项目的公司超过15万家，这其中有接近10万家是2019年未中过标的软件服务企业。可以想见，江湖里虽从来不缺机会，但激烈的竞争在所难免。
招投标江湖没有淡季
根据渠道宝的统计结果，2020年全国每月均有频繁的软件服务类招投标交易发生，即使是受春节假期影响的一月份，招标项目数量也接近4万个。同时，每月的招标项目数量以稳健的增速逐渐提升。可以初步判断，软件服务招投标江湖里的交易几乎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市场四季常青，且日益壮大。
东部地区成招投标江湖主战场
在招投标江湖，软件服务产业发达的东部地区是主战场。根据渠道宝统计数据，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北京的中标项目数量稳居全国前5，与工信部公布的软件服务行业整体数据基本一致。其中，广东省作为软件服务大省，中标项目多，表现为亮眼。
数据来源：百炼智能渠道宝
谁是招投标江湖里的买家？
在新基建大背景下，及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机构近年来相继开展信息建设，这三类机构的项目需求占据了行业整体需求量的78%，是招投标江湖的需求大户。批发业、服务业也持续呈现旺盛的采购需求。生产类、工程类企业受智能制造之风的推动，信息化、智能化转型的需求也逐渐强烈，成为备受软件服务商青睐的买家。
数据来源：百炼智能渠道宝
江湖排名的中标
我们从2020年江湖中标次数排名的中，毫无意外地看到了联通、浪潮、中科软、东软等大型综合性软件服务商的身影，同时也从中发现了一些行业细分领域的强者。比如深耕电子票据领域的博思软件，企业在2020年拿下了600余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财政机构订单，凭借中标1719个项目的记录，稳夺年度中标次数多公司，成为江湖中的低调霸主。
总结
有交易的地方就有江湖。在软件服务招投标江湖里，有令企业心生向往的项目，也有残酷的竞标争夺战。这里有企业坐拥数百个买家的项目机会，享受着江湖的美食美酒；也有企业在努力争取下一个竞标机会，等待一次逆袭。相信的软件服务商定能在招投标江湖中占据一席之地。
招投标人必看！招投标文件合同需要审查的八个要点
在招投标行业工作的人都知道，签订合同不能背离招投标文件里的实质性内容，不能签订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否则需承担法律责任。实质性内容指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所确定的基本内容，包括招标方对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补充等内容。主要指工程价款、投标方案、工程工期、质量标准等。那么，招投标文件合同审查的要点有哪些呢？
招投标合同时应特别注意合同中条款的约定。建设工程合同一般分为通用条款和条款，通用条款是指适宜于所有的招投标建设工程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条款是指仅适用于具体工程建设，由当事人双方约定的条款。的合同主要体现在条款的约定上，条款越细化、越准确越好。
签订招投标合同时需要审查的要点有以下8点：
1、发包方、承包方为工程施工创造条件和创造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分担的约定。我国一般在合同中约定由承包人承担，其费用则由发包方承担；承包方的主要工作为负责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物、构筑物、文物、古树名木的保护，但费用由建设方承担等。
2、合同价款的约定。合同价款的方式有三种：固定价格、可调价格、成本加酬金价格，采用哪一种价格方法由双方协商确定，若采用固定价格则应有合同价款包括的风险范围。
3、合同工期的约定。主要是约定除因发包人、监理工程师的原因和设计原因，停电、停水、停气及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出现工期顺延以外的具体情形，如有人为的阻挠施工、非由于施工人的原因，设备、机械的突然损坏等，此等情形方可顺延。
4、隐蔽工程和中间验收。应约定中间验收的具体部位及验收的具体方式方法、验收程序、验收要求等。
5、材料、设备供应的约定。应详细约定如由发包人负责材料和设备时的责任承担或由承包人负责供应时的责任承担。一般地说，发包人负责供应时责任要重于承包人，但发包人得到的好处是可以节约工程造价，对此，发包人享有选择权。
6、工程分包的约定。双方应约定要分包的具体工程名称和承担分包工程的具体施工单位 ，好再约定就分包工程三方签订单合同。
7、违约责任的约定。对违约金的约定要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过分或低于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此外，还应约定违约损失的范围，特别是可得利益的损失的范围。
8、解决纠纷方式的约定。可约定协商、仲裁、诉讼三种方式，协商不成的，可以提交仲裁或诉讼，但不能在合同中同时约定既可仲裁又可诉讼，只能约定二者之一。
人民日报：采购 多方共赢
2019年，全国采购规模为33067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0%和3.3%。采购制度不仅规范和节省了财政支出，也承担起更多政策功能，有力支持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随着采购规范性、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对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促进政务公开都有着直接推动作用。
2020年12月29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在采购领域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采购扶“小”助“微”，举措实在。
近年来，“采购”一词频繁进入公众视野。这一支出方式能发挥哪些政策作用？如何进一步完善采购工作？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采购范围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升级
2019年，全国采购规模为33067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0%和3.3%。采购制度不仅规范和节省了财政支出，也承担起更多政策功能，有力支持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提高采购公共服务资金使用效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购买服务”，是近年来服务提供方式的重大创新——从履职所需服务逐步向公共服务扩展，从初的环卫清扫服务向公共法律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体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务、助残服务、养老服务、青少年服务等领域延伸。
2020年1月3日，财政部公布了《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对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购买内容等作出规范。“未来，民生领域公共服务将更多交由市场提供，而购买服务选择承接主体环节，适用采购有关政策法规规定，能提升所购服务的性价比，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说。
——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助力脱贫攻坚。
目前，来自全国22个省份、832个贫困县的“扶贫商品”，正在财政部和全国供销总社打造的“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上被各预算采购单位批量选购。截至2020年12月27日，这个简称为“832平台”的采购电商平台累计上架商品9万多款，累计成交总额破80亿元。
“将采购政策融入脱贫攻坚战，有助于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申学锋说。
——扩大绿色采购范围，发挥环保示范效应。
“煤改电项目、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水源地保护、土壤污染防治等项目，主要由采购担纲。此外，采购使用节能环保产品，对全社会形成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消费习惯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杨志勇说。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采购的“账单”上，全国强制和采购节能、节水产品633.7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90%，全国采购环保产品718.7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88%。
——扩大中小微企业采购合同份额，支持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早在2011年，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了《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通过预留份额、评审优惠等措施，扩大中小企业获得采购合同份额。2019年，全国采购授予中小微企业合同金额为24519.1亿元，占全国采购规模的74.1%。2020年末的新政策，进一步扩大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份额，将更有力地支持该类企业的发展。
提高采购规范性、透明度，“明白账”促进政务公开
2020年7月，随着供应商在广西采购中心“政采云”平台远程开标大厅上成功完成投标文件线上解密，广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物业服务采购项目进入开标程序。
“不见面开标”减轻了竞标企业负担，利于防控，也提高了采购效率，这是“互联网+采购”改革的新成果。开评标全程线上操作，步步留痕，在线问询应答全程公开透明，可以有效减少采购领域腐败行为。
“党的以来，采购管理体制日趋完善，不断丰富以公开招标为主要采购方式的采购交易制度体系，稳步推进‘互联网+采购’，加强中央和地方电子卖场建设，提升采购效率，全面清理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优化采购营商环境。”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建立全流程信息公开机制、开展“阳光下的交易”，是近年来采购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2020年财政部明确，中央预算单位实施的所有采购项目，应当按规定向社会公开采购意向，进一步提高采购透明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采购活动，提升采购绩效。
近年来，各地不断提升采购透明度，取得了明显的节支成效。例如，中央国家机关采购中心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项目中节约采购资金315.065万元，节约率达到39.38%。
“完善采购政策，不仅节约财政资金，对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促进政务公开、遏制腐败都有着直接推动作用。”杨志勇说。
加快建立现代采购制度，扩大采购规模、提高采购效率
“我国采购制度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成熟度还不够，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认为，目前采购制度存在采购交易制度管理较为粗放、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采购代理机构和评审的履职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
在许宏才看来，这些问题会导致采购效率和满意度较低、限制采购政策实施效果等情况。
为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为破解当前采购中的问题，将按照中央深改委通过的《深化采购制度改革方案》的要求，稳步推进相关改革举措。
例如，针对现行采购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修订采购法律法规。再如，以“谁采购、谁负责”为原则，建立健全采购人对采购结果负责机制，完善采购人内控管理，提高采购人化采购能力。
“此外，还要进一步健全采购交易机制和强化采购政策功能。”该负责人表示，要推动实现“优价”的采购目标，结合不同项目需求特点、绩效目标、市场供需情况明确不同竞争范围、不同采购方式的适用情形，提高采购效率和资金适用效益。同时着力构建采购需求标准体系，完善采购政策执行措施。
“国际上采购一般占GDP的15%左右，在我国这一比例不到4%，还大有潜力可挖。”杨志勇说，应进一步完善采购法律法规体系，按照激励相容机制的要求设计更加科学的采购制度，激发采购人的积极性，让采购的政策作用得到充分释放。“说到底，还是要靠深化改革来加快建立适应市场交易特点的、激发各参与方积极性的现代采购制度。”
招投标小知识 │ 中标通知书下达两个多月后还能取消中标资格吗?
某机电产品国际招标项目，中标人以要与制造商签订“背靠背”合同为由，将制造商加入合同谈判中，但对方要求我们将“无法取得出口许可证甲方有权要求赔偿”的条款删掉，并增加“非卖方原因无法取得出口许可证为不可抗力”条款。因当时他们在投标文件中响应了“应取得出口许可证”这一条款，而且出于对我们及进口代理权利的保护，我们不同意这些修改。
距离中标通知书下达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我们决定取消其中标资格。请问由我们单位直接发取消中标资格通知妥当吗？
招标人在中标人符合取消中标资格的法定条件下，可以直接向中标人发出取消中标资格通知。建议贵单位同时向行政监督部门（主管机电办）报告中标人的违法行为。
《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第四十六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金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金不予退还。对依法进行招标的项目的中标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10‰以下的罚款。
中标人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没有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时限内与招标人签订中标合同，可以视为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根据《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应当由中标人承担法律责任。从法理上讲，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承诺生效，中标合同已经成立，中标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招标人可以依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取消其中标资格，向其发出取消中标资格通知，且不退还其投标金，但应当注意保留中标人违约的充分证据。此外，建议招标人同时向行政监督部门报告中标人的违法行为，行政监督部门可视情节对其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